在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现代化模式。整体来看，以往现代化模式虽各有差异，但总体上是“西方化”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制与扩散。很多国家现代化的所谓个性、“特色”，要么是一种“点缀”（即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多样性“点缀”），要么被消极对待，要么被认为不合“普世性”而有待消灭清除。总而言之，缺少内在的自觉性和主体性。“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作为新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主动的道路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内在的文化自觉。

主动性内生于中华文化主体性

这种主动的道路选择内生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民族传统而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尽管内容不断更新、构成不断变化，但最核心的优秀文化要素始终存在，数千年一贯，生生不息。空间上则由于西有世界屋脊、东临汪洋大海的位置原因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尽管疆域面积历史上也不断变化，近现代以来又被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基本保持了民族与疆域的稳定性。这种时空的原因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自成一体的民族心态与文化心理，境内的各民族在相互融合中逐渐生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主体性，并形成了愈益明确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特别是历史长河中，相比于周边民族与国家，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长期占据文化高地、泽被四方，使得中华民族特别是民族精英逐渐养成了一种深深的民族自信心与内在的文化使命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民族的主体性意识和文明的主体性意识。这种自信心与使命感强调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强调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独特存在与延续，并且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基因而积淀下来，成为中华道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近现代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并没有泯灭，反而因为外在环境的刺激而愈加坚定、执着、牢固。也正基于此，鲁迅先生在1934年才写下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深刻批判了这一错误论调。日本学者竹内好在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时也特别强调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特征。中日两个民族在近代都曾面临西方侵略，但日本很快转向学习西方，脱亚入欧，后又认主美国。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对此的反应则强烈得多，碰撞的过程也痛苦得多。竹内好把日本这种文明称为“转向型”文明，把中国文明称为“回心型”文明。“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回心型’文明具有文明主体性，当‘回心型’文明被打败后，它不会简单地转向胜利者，相反，它会激发起强烈的耻辱感，卧薪尝胆、以图复兴。”“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是以坚持自己的方式进行的自我改变。”这种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与文化的自信心，在近现代中国优秀群体身上有着不同程度体现——为民族救亡鼓与呼，基于家国情怀不惧危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最终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完美继承与发扬光大。正是这种民族与文明的主体性，这种对传统文明的高度自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够形成拓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主动性形成于党的历史主体性

这种主动的道路选择形成于党的历史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历史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体性，是指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主义信仰与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自觉的使命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情怀，具有明确的自主观念与强大的自主意志，既能有效避免外部势力的控制与支配，也能有效抑制内部势力的分裂与异化，能够有效地统一全党意志、整合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能够根据历史形势与时代需要及时主动地进行自我调适，能够不惧重大风险与严峻挑战，作为先锋队带领全国人民迎难而上、勇于斗争、敢于牺牲，始终致力于自身艰巨任务与宏伟目标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历史主体性逐步生成、牢固确立并有效发挥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道路。这种主动的道路选择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主体性特别强调对于道路的自主选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刻批判了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独立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与民族独立道路，从而与苏联在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形成了鲜明区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苏联差别也很大，具有很强的自主创造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建设道路尽管就主要原则而言没有能够摆脱苏联模式，但也从来不是对苏联具体建设模式的照抄照搬，而是一开始就有独立的探索、自己的东西。1956年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指出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很多方面都是和苏联对照而言的。在1956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合作化经过三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经过自主选择，突破了传统的苏联建设模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开辟并不断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形成于党的历史主体性之中，正是由于我们党主动思考、谋划、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才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主动性依托于人民的历史主体性

这种主动的道路选择紧紧依托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体。综观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人民的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的意志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鸦片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洪流之中，迫使中国开始探寻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之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个阶级的先进分子积极探索，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没能改变旧中国的命运，究其根本，都是因为没有找到一条立足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变革发展之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逐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浴血奋战，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此后，广大人民在党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带领广大人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离不开人民的主体作用。一方面，从形成依据来看，这条道路以人民的主体需要为内驱动力。从推翻“三座大山”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的需要始终驱动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持续探索；另一方面，从形成途径来看，这条道路离不开人民作为主体的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是在人民的顽强奋斗中实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在人民的艰辛探索中展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人民的创新创造中推进的，正是人民的牺牲、汗水和智慧造就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史，可以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史“是人民书写的历史”。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整体而言，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党的历史主动性内在统一，相互支撑，共同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必然是自觉的、主动的。

主动性体现了高度的文明自觉

这种主动的道路选择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主探索走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明自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从“精神吸收汲取”到“文明交流互鉴”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极大提升，中华文明也开始展现出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先发国家依托其科技、经济、文化优势和信息技术支撑，打着“推进全球化”“保障人权”“走向自由世界”的旗号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否定各民族的个性化发展道路，妄图以西方为尺度引导人类文明发展走向，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元世界”思潮。这一思潮旨在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严重阻碍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现代化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多元共荣发展。对此，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回应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关切、走出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价值垄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主张；此后，又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时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存在根本不同，体现了文明发展进步的一般规律和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

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和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明确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自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明确的文明目标，从民族和世界两个方面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走向和文明创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做出主动的道路选择，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这样一种主动的道路选择根源于中华文化主体性之中，并经由党的历史主动性和人民的历史主体性成为现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指向与西方国家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存在显著差异，具有诸多资本主义文明所不具备的特性和优势，它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扬弃了西方文明，与时俱进地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总要求。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主体结构上强调“主体间性”，以“交互式主体”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单子式主体”，凸显了文明发展的关联性、共同性；在现代国家生存理念上强调“命运与共”，以“和谐共存”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对抗”，凸显了文明发展的互利性、合作性；在文明发展价值取向上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至上”，凸显了文明发展的属人性、全面性；在国际社会发展观念上强调“共同繁荣”，以“多元—复杂”发展观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单极—线性”发展观，凸显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

整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是一种主动的道路选择，这种主动的道路选择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主体特质，也取决于党和人民的实践探索与积极创造，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进而言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孕生出和追求着一种“立足自身”的文明，展现出独特、广阔、光明的文明发展前景，体现了高度的文明自觉。而随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进一步巩固、党的历史主动性和人民的历史主体性的进一步发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会越走越宽，这一道路内蕴的文明价值也会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得到有力彰显。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