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接到张龙（化名）的电话，是在2023年元旦后的一个下午。“我的案子终于改判了，这下好了，我老家的房子不会被拍卖了！”隔着电话，我仿佛看到了张龙脸上的笑意。

这起房屋租赁引发的纠纷源于十年前，历经一审、再审到检察机关抗诉、法院再审改判，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租赁厂房惹纠纷

2012年，从浙江温州到江苏苏州做电镀生意的张龙，看中了李山（化名）的四楼厂房，双方一拍即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金19万元，一年一付，先付后用，合同期限为2012年5月15日至2013年5月14日。

租赁期满后，双方未续签书面租赁合同，但仍维持租赁关系。此外，张龙与李山还一起合作电镀生意，双方存在频繁的交易往来。

2013年11月，李山的厂房因偷排污水被环保部门停业整顿一个月。后来，相关部门与李山协商搬迁厂房。2014年5月24日，李山与张龙签订协议，约定张龙在两个月内将电镀设备搬走，政府对租户搬迁的10万元补偿款归李山所有，张龙与李山的债务一笔勾销。

2014年10月23日，张龙搬走全部设备，他以为和李山的纠葛也到此结束。谁知，2018年9月，他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他需要在指定时间去开庭。因为李山向法院起诉，要求张龙支付2012年5月15日至2014年10月23日的租金共计36万元。

已经离开苏州去外地做生意的张龙，认为双方之间的账早就算清，不去法庭应诉并不影响法院查明真相。直到一审判决生效，法院在执行中查封了张龙老家的房子后，他才傻了眼。

张龙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这时，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法院的判决是一定会执行的，老家唯一的房产即将被拍卖，怎么办？2021年，他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在接待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愁容满面的张龙。

到底是谁在说谎

“你看，这是我的房租转账记录，可以证明2012年的房租我早就交给李山了。”张龙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2年5月10日，张龙向李山转账20万元。张龙说，20万元里有19万元是房租，还有1万元是水电费。次日，李山也向他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房租19万元。

那李山起诉的理由是什么？

当我就此事向李山询问的时候，他显得非常笃定：“没错，2012年5月9日和10日我分别收到了15万元和20万元两笔款，是张龙用来买材料的，不是租金。因为他做电镀生意没有排污许可证，需要借用我公司抬头的支票去购买生产材料。银行流水显示的金额有很多是材料款。”李山拿出一本账册，翻到其中一页给我看：“2012年5月11日，我公司开了35万元的现金支票给张龙用于购买材料，所以这笔钱和房租没有关系。”

案件调查到这里，越来越复杂了。也许李山在说谎——张龙如果没有付清房租，他为什么要出具收据？租赁期满之后，他为什么还能让张龙继续承租？这不符合常理。也许张龙在说谎——他和李山的银行流水反映出的不光是单纯的租赁关系，既然他已经取走了35万元的现金支票，是否意味着房租还没结清？双方虽然以协议书的形式约定所欠费用一笔勾销，但是这里的费用是否包括房租？问题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案件一时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

公开听证明真相

由于张龙在一审判决中没有出庭，双方客观上没有就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现在双方各执一词，为了让扑朔迷离的案情逐渐清晰，我院决定以公开听证的形式进一步查明真相。

听证会上，我逐一出示双方从2012年4月30日至5月18日的每一笔交易往来，对于款项的性质和用途、有无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听证员问李山：“如果没有收到租金，你为什么要出具收据给张龙？”李山回答：“因为之前做生意我们比较熟了，出于信任，我就先开收据给他，相信他会马上付清，后来我一直向他催讨房租，他以各种理由拖欠。”听证员又问张龙：“你们之间的交易往来除了房租还有材料款，你如何证明2012年5月10日这一笔就是房租呢？”张龙回答：“我从头到尾给李山汇款共计60余万元，因购买材料我以现金支票的方式从他那里取走40余万元，最后剩下的这一笔只能是房租。”

通过双方举证质证、听证员讨论等，我对案件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最终，经过充分研判，我认为张龙的陈述更具有可信度。

2021年12月9日，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2022年7月27日，我出席再审法庭，当庭宣读抗诉书：“张龙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特提出抗诉，请法庭依法再审。”同年8月8日，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这起跨越了十年的房屋租赁纠纷，终于拨云见日。

对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的审查需要把专业和耐心贯穿到每一个细节。民事检察工作任重而道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检察官的职业目标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