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展中医的思想轨迹清晰可循。在井冈山根据地与苏区时期，毛泽东因自身患病的求医经历及中医为根据地伤病员治疗效果不佳的客观情况，表现出对西医的高度关注，但也没有漠视中医。陕甘宁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倡导发展中医，但由于客观形势所需，发展西医依然在其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鉴于中医数量大，是保障人民健康的主要力量，却备受歧视、限制乃至被消灭的不公正待遇而极力倡导发展中医，立足于政治立场从外部打压、清除反对中医的势力，着眼于从中医自身价值出发提倡研究中医，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成功将中医改造为农村基本的医护力量。
■井冈山根据地与苏区时期，毛泽东重视西医，但也不漠视中医■
■ 偏重发展西医，有主观认识，也有客观现实 ■
关于中医与西医，青年毛泽东于1913年在《讲堂录》中略有评论，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因素。他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1928年毛泽东在发表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段表述，则表达了其偏向发展西医的观点。文中写道：“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这是对当时根据地红军医院医疗状况的客观记录，而“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是在医生紧缺的情况下向上级请求的解决办法。虽然中西医均紧缺，但毛泽东认为最为紧缺的是西医而不是中医，或许是因为西医在部队伤兵医疗中是关键主体而中医不是，或许是因为在当地就可以寻得中医而无需向上级党委申请解决。如果中医能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毛泽东为何还要请求送几个西医呢？因此，毛泽东不仅偏重于发展西医，而且在井冈山根据地与苏区时期一直持有这种观点。其中有他的主观认识，也有当时中医不能满足部队伤兵治疗需求的客观状况。
青年毛泽东外出求学期间，其母亲患病延请中医治疗，但结果不尽如人意。1918年8月，毛泽东致信七舅父和八舅父，说从湘乡唐家圫舅父家到长沙已数日，决定13日动身去北京。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亲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1919年4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家并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借住在蔡和森家中，对母亲亲侍汤药。治疗一段时间后，其母病情好转，但返乡后病情突然加重并于10月5日去世。从文献记录可知，毛泽东母亲生病期间接受的是中医治疗，但中医并没有完全治愈其母亲的病。虽然毛泽东对母亲去世极为悲痛，却也没有片言只语表明对中医心存芥蒂。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有一段染病后中医屡治无效而西医治疗后立竿见影的求医经历。1929年7月，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的反“会剿”斗争和指导当地开展土地革命。1929年八九月间到达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的一个小竹寮里。在这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他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订作战方案。1929年10月下旬红军攻克上杭县城后，朱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正发疟疾，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10月上旬，毛泽东到永定县合溪养病，10月10日前后从永定合溪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到上杭县城，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会合。由于永定农村缺医少药，疟疾一直未治愈，住在临江楼继续休养。当时找到上杭一名西医治疗，经过10多天，病就转好了。
毛泽东身患疟疾三月有余，辗转多地服药多日均不见效，直至到达上杭，经过西医的治疗方才转好。历经整个治疗过程，毛泽东深有感触，开始对中西医的疗效有一个粗浅的认识。后期毛泽东身体不适多接受西医治疗，如1932年10月毛泽东到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休养。为了较好地休养，毛泽东接受傅连暲的建议，长期到医院后面的卧龙北山散步。而福音医院是家西医医院，傅连暲也是一名西医，后来负责毛泽东的医疗保健工作。1934年9月底，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上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
■ 关注西医发展，但也不是完全漠视中医中药 ■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武装割据，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激烈频繁的作战造成大量军人受伤，同时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患病者也不在少数，中医在给伤病员诊疗中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当时部队中的客观情况。
张宗逊回忆道：“在茅坪医院里，医生少，医院的医生大多是本地的中医，是袁、王部队在地方找来的一些老百姓、土医生。”即使在瑞金，医院里也是中医多，西医少。不可否认中医中药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对挽救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生命有一定作用，但也要看到中医中药也有不足之处，其功固不可没，但其失也不必掩饰。有红军回忆：“刚刚组建的红军医院，设备简陋。医务人员和药品少得可怜……受伤和患病的指战员，只能靠乡间的郎中（中医）来诊断，靠服中草药来治病，使一些本应抢救过来的伤病员没有抢救过来。”张令彬曾记述道：“有的草药是可以把子弹吸出来的，有的也不行，所以伤亡很大。”乡间中医在长期行医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对当地常见的多发病、地方病有一些有效的土办法，但不能完全应付，对部队的伤病治疗更是显得力不从心。红军队伍中除一些常见病外，战争创伤比较多见，如大量出血、颅脑外伤、疼痛休克等需要紧急处理，地方中医日常少见因而也就束手无策，如果遇上庸医、游医后果更为严重。1927年11月，张宗逊在与地主武装的战斗中腿部负伤。攻下茶陵后，部队找来一个游医给他治伤。张宗逊说：“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真本事，还闹了不少笑话。他说什么鸭毛最干净啦，用冰片撒在伤口上就清凉啦，吹嘘他准能治好我的伤口。经他这样一折腾，我的伤口反而越治越坏了。”幸运的是，张宗逊后来在另一个中医的治疗下痊愈。即使是一些常见病，有时中医中药也难以奏效。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留下大批烂脚病员，当时医院多用黄碘加白糖调敷或用其他中草药治疗，但效果均不理想。钱信忠就用盐水配制一种药，疗效很好，治愈了大批中毒的伤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都是偏僻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群众多愚昧迷信，中医较少且诊疗水平较低。红军部队聘请来的郎中也是良莠不一，中药采集、晾晒、炮制、研磨、煎熬等制作过程复杂，耗时较长，不利于军队对药材的紧急需求，也不利于战地急救。当时，中医缺乏整体的清洁卫生观念，诊疗过程也不规范。如1929年8月南洋医科大学毕业的孟姓医生受上级委派到刘家园医院工作，因看不惯土办法医治伤病员，在敌人进攻时逃跑了。孟姓医生逃跑固然是因为革命信仰薄弱与思想认识肤浅，但总体上看，中医在医治军队伤病员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
鉴于中西医治疗的切身经历及中医诊疗红军伤病员的客观状况，毛泽东表现出对西医更为关切、重视，这符合逻辑推理，也有事实依据。虽然毛泽东更为关注西医发展，但也不是完全漠视中医中药，在西医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也提倡运用中医中药。毛泽东有一次到蛟洋医院看望伤病员遇到江医官，便亲切地问：“同志，辛苦了。工作怎样，困难吗？……药品够不够用？要想办法挖掘民间中草药哟……”“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
■陕甘宁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关注发展中医，但发展西医在其思想中占据更重要地位■
■ 关注中医，对其有了新认识 ■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革命形势依然严峻，但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场所。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红军与广大群众提供基本的治疗救助。其间，毛泽东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
到达延安后，由于长征途中风寒侵袭及延安窑洞阴暗潮湿，毛泽东关节疼痛严重，不能动手写字，甚至不能下床活动，经西医治疗两个月收效甚微。这时，陕北开明绅士、著名中医李鼎铭闻讯后主动请缨并立下军令状为毛泽东治疗。八路军卫生部委派的为毛泽东治疗的军医坚决反对，最终还是毛泽东决定接受李鼎铭的中医治疗，坚持服用李鼎铭亲自抓的四服中药，结果药到病除，疗效神奇。毛泽东逢人便说：“李鼎铭是名医，中药要发展，中医一定有前途。”此后，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军侵略、瓦解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紧张忙碌斗争中，每遇身染病恙多采用中医治疗。1941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12月2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续范亭：“我臀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痊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1942年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续范亭：“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半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吧！其余不尽。”当然毛泽东不是完全依赖中医中药，也接受西药治疗。1941年7月8日，他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毛泽东对中医的关注还源于延安时期中西医之间的裂痕。中西医产生的历史背景、立论基础、诊断机理、治疗程序等方面皆不相同，其间的差异与矛盾是先天的、必然的。其实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中西医之间已出现细微的分歧，但影响微小。井冈山时期革命形势极为严峻，战火硝烟不断，转移频繁，医务人员随时面临着反动派武装的“围剿”，处于不断的奔波流离之中，也时刻面临着救治大量伤病员的巨大压力。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中西医无暇顾及彼此的缺陷与不足，唯有相互帮助、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共同面临的复杂难题，互为非难自然不存在。中央苏区时期情况则有所不同，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外部压力稍有缓解，中西医有了彼此审视的空间与时间，其间的矛盾开始外显。贺诚对部分中医有比较系统的指正：“望而不清，闻而不明，问而不辩，切而不出手。”这也表明中西医之间的分歧开始显现。延安时期，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中共领导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规模化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共建有11所医院，如陕甘宁边区医院、中央医院、联防军医院等，医学教育机构有白求恩医科大学、护士学校、助产学校等，西医的数量有所增加，其来源也比较复杂，有共产国际援助的，有白区俘虏，也有怀着革命热情奔赴革命圣地的热血青年医生，也有延安培养的西医。西医数量的增多提高了医疗救助能力，但同时也助长了对中医的偏见与歧视。总之，外界环境的改善，根据地社会的稳定，西医群体力量的增强，中西医之间冲突的加剧，而以西医对中医的排斥为甚，降低了医疗工作的效率，甚至影响了革命事业有效开展。1939年，为了消除中西医相互轻视的现象，毛泽东对卫生事业作了“打破宗派主义”的题词。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虽然发出了团结中医、发展中医的号召，但是发展西医依然是延安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 发展西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据更重要地位 ■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谈到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工作：“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各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这是毛泽东从医学角度发出的阐述。如果从毛泽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全局性规划的视角审视，则可以看出他更重视西医的发展。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说：“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7月5日，毛泽东再次提出：“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在同一年的三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同一个问题，就是要在较短时间内每个乡、区或分区配备一个医务所或一名医生，表明了毛泽东尽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边区人民健康的迫切心理。我们再将目光从发展卫生事业的宏观部署聚焦于每个乡配备一名医生的细节问题，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需要思考的是配备的这名医生是中医还是西医。据时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的刘景范介绍：“据统计边区各地共有1074个中医，54个兽医，390个中药铺，西医有200名，他们是边区医务界的主要力量。”既然边区已有1000多名中医，就没必要再继续培训中医，否则就不是每个乡或区配备一名医生了，因而只能是训练、培养西医，况且在广大革命根据地都是西医主导预防治疗的任务，训练的主体也应该是西医，因此只能是西医负责培养、训练西医充实到各乡、区普及医药卫生知识。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就明确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事实上，边区的医学教育机构如八路军卫生学校等大都以近代医学技术为教学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极力保护中医■
■ 立足于政治立场严厉驳斥歧视中医的观点 ■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要慎重对待知识分子，“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学生、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要慎重对待。这些人过去给资产阶级服务，现在受革命运动影响，经过教育，可以给我们做事”。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中共依此为原则接管了旧中国的卫生机构与卫生技术人员，但短时期内难以完全涤荡残留在部分医务人员思想中鄙视中医的余毒。而在思想深处对中医抱有偏见或误解、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些人的支持下，形成一股曾经在民国时期出现过的废除中医的思潮。个别领导邀请余云岫等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此举引起许多中医的不满。余云岫在会议上抛出了民国时期他主张消灭中医的那一套陈旧的说辞，招致与会中医的强烈反对，但得到了一些人的暗中支持。当时有人曾发表文章，将中医说成是“封建医学”，“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在这些错误言论指导下，限制、敌视中医的力量有发展之势。
面对种种非难，部分中医也产生一些政治上的误解。有的中医说：“解放后人民翻了身，中医没翻身。”有人认为“人民政府是要消灭中医”，“卫生部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专政”。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党组针对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谈道：“这几年来卫生部门对于中医虽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些成绩。但是，从领导思想上看，却并没有认真地执行中央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实际上是执行着限制和排挤中医的政策。”显然卫生部违背了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既定方针。1955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卫生部门和社会上存在的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倾向，立足于政治立场给予了严厉驳斥：“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数量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很少向领导上反应，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1955年全国医药界开展了批判歪曲中医中药政策的活动，为中医健康发展提供了和谐的外部环境。
■ 着眼于文化遗产保护中医 ■
毛泽东酷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他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战争的同时，不忘运用中国优秀文化资源指导这一运动。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其实，毛泽东的文化心态、个性品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思想理论，无不受着传统文化基本特征的影响。因此，他非常自然地提出中医是历史文化遗产，理应受到尊重、保护。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人谈及卫生工作时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及发展中医的问题时，再次将中医放到文化遗产的高度看待，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要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强调中医是文化遗产，把中医提高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其目的就是唤醒人们回顾中医在历史上的辉煌与灿烂，希望人们正确看待中医、认识中医，希望人们能够跳出医学争论的怪圈从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中医、发展中医，希望人们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进程中正确认识中医对人类生存繁衍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基于文化遗产提倡重视中医的思想，超越了两种医学体系之间是非、强弱、科学与迷信的争论，从而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对中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与认同。当然，毛泽东对这一文化遗产不是全盘接受、全面保护的，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提出西医学习中医，要求西医以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中医这一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毛泽东从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看待中医，发掘中医的内在价值，从中医的自身优势出发保护中医，这既给了中医一个准确的定位，也逐渐终止了多年以来中西医之间的无谓争讼，开启了中西医携手发展、共同进步的新征程。
■ 基于经济成本主张发展中医 ■
1949年，在中央军委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期间，毛泽东强调了中西医团结问题，说：“西医数量甚少，只有把大量中医力量发挥出来，才能担负起全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任务。今后要团结全国中医，要帮助中医提高技术。”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在谈及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时，再次提及中医在人民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承担全国人民医疗卫生任务的主要力量，但如何把零星散居、遍布各地的旧式中医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医护力量，是毛泽东一直关注的焦点。
但是，直到1964年农村医疗卫生情况仍改观不大。“由于卫生部领导长期把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在城市，以致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迄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此背景下，1965年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平衡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的分布。在“六二六”指示中，毛泽东还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改革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对稍有文化的人进行简单培训，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开展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既具有农村特色又具有经济适用性，尤其是经济成本低、农村养得起，是毛泽东比较关注的重点。1965年，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的“半农半医”的办法深得毛泽东的认同。他对钱信忠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半农半医”也就是后来响彻中国大地的“赤脚医生”。1965年，这种特殊的医学培养模式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推行。1968年9月上旬，毛泽东审阅修改姚文元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这篇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名来自城市的医生在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训练“赤脚医生”，编写简易卫生教材，着重培养他们诊断、治疗、预防农村多发病、常见病的实践能力。毛泽东对此极为赞赏并及时作出批示，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刊登于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而“赤脚医生”的主要来源就是农村的中医，对农村中医或略懂医学的青年进行短期、简单的培训即可派回村集体设置的诊所为农民提供基本的诊疗护理。“赤脚医生”的专业水平不高，诊所条件简陋，西药较少，主要靠银针、草药治疗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以及负责产妇的接生、疫苗接种、简单的外科手术等，以极低的费用却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赤脚医生”亦农亦医、亦中亦西。他们不是正式医生，国家、集体不付报酬，既要从事农业劳动挣工分，也要从事医疗活动。他们只收取极少的费用，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承担着医疗卫生工作的重任，是农村养得起的健康“守护神”。
国家以极少的资金投入成功地把农村原有的中医转化为国家医疗体系中的“赤脚医生”，以极低的成本迅速解决了农村的基本医疗问题，中医也因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