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四大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入高潮，但同时反共势力暗流涌动。由于没有认识到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一再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导致蒋介石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并且逐渐撕下其反共伪装，最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五大召开。然而，这次大会虽然意识到右倾错误的危害性，但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纠正措施，许多重要问题陷入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从而错失了挽救革命危机的机会。
党的五大开幕地点——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
■蒋介石逐渐暴露出反共真面目，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党的四大之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也在加剧，一股反共逆流正在滋长。
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超过他，使他不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于是加紧了反共活动，先是制造“中山舰事件”，而后提出“整理党务案”。
“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一段时间，他还没有准备好公开同共产党分裂。1926年5月，蒋介石还在演讲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同的。”此时，北伐战争正在准备，他需要共产党发动群众支持北伐军，需要共产国际和苏联给北伐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由于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广泛发动群众支援北伐，加上苏联顾问的帮助和苏联的物质支持，北伐军一路攻城略地，进展顺利。
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鼓舞下，工农运动尤其是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党的四大虽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革命中如何去取得领导权的问题。当工农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高涨之际，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却依然在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上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也大大落后于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这从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使其个人威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不断提高，势力也由此不断壮大。
北伐本来为共产党人创造了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的条件，但中共中央没有这样做。中共中央甚至写信给湖北区委说：“以后我们的人力物力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
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正在此时，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了，蒋介石逐渐撕下其两面派伪装，露出其反共真面目。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本应制定如何防止国民党右转，将革命引向新的高潮的具体政策，可是党内一些人竟为国民党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攻击言论所左右，公然提出要反对所谓“左稚病”。
当时，工农运动即“民众运动”中“左”的倾向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危害。会议通过的决议似乎既反“左”，又反右，很公正全面。可是军权掌握在蒋介石等人手中，共产党没有力量去纠正军事政权的右，当时所做的只是对工农运动进行压制，以讨好国民党不右转。
这时，一部分党内同志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如毛泽东认为应进一步发展农民运动，掌握农村一切权力，适时分配土地；瞿秋白提出无产阶级应注重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但是，这些正确的建议并未为中共中央所采纳。
共产党的妥协退让，坚定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决心。1927年3月底，蒋介石到了上海。在得到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势力的配合，以及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保证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实行“清党”，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并非全未察觉。3月30日，周恩来在为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整个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又断言：“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然而，陈独秀在此关键时刻却十分害怕国共关系破裂，一味地妥协退让。
4月1日，“中山舰事件”后出国的汪精卫，突然回到了上海。
这时，蒋介石和陈独秀对汪精卫的到来都抱很大希望。蒋介石希望汪精卫能合作共同反共，陈独秀希望汪精卫能制止蒋介石叛变，汪精卫一时炙手可热，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
为了表明共产党方面维持国共合作的诚意，陈独秀连夜起草了一份声明，并于次日送给汪精卫签字，这就是有名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即《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份宣言在当天（4月5日）的上海《国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
陈独秀在声明中告诫世人不要“听信谣言”，可是，只过了几天，“谣言”变成了事实。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也相继“清党”。18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粉墨登场，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陈独秀、鲍罗廷和罗易争论不休，党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了五大■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还在国民党左派的控制之下，它所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工农运动仍在继续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五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给中国派来了一位新代表。此人便是印度人罗易。1927年4月初，罗易经广州、长沙到达武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陈独秀也从上海来到武汉。
在此中国革命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陈独秀、鲍罗廷和罗易却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不少党的领导干部也被卷入这场争论之中。
当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所谓“深入”与“发展”之争，一个是“东征”与“北伐”之争。所谓“深入”，就是现在的革命应该深入，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所谓“发展”，就是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打到北京去后才实行。所谓“东征”，就是讨蒋，因为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上海在武汉之东；“北伐”不言而喻，就是进军河南，讨伐仍控制中国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4月13日至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和鲍罗廷为此争得不可开交。鲍罗廷主张“北伐”，反对“东征”。而罗易是主张“深入”的，他在会上表示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北伐，但认为目前阶级分化正在加速，资产阶级迟早要反对工农，所以立即北伐作战充满着危险。由此，他主张开展土地革命，由农民取得政权，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然而，罗易的主张遭到了鲍罗廷的坚决反对。鲍罗廷担心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人转向反对国民政府，进行武装起义。陈独秀到武汉后，也明确表示，“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支持鲍罗廷的北伐主张。
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这个主张，正好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决策是一致的。19日，武汉举行继续北伐誓师大会，武汉政府所属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这样，东征讨蒋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放弃了。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陈独秀和彭述之原想推迟五大召开的时间，因为他们担心此时召开五大，代表们会对其右倾错误进行谴责和批评，于己不利。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五大绝不能后延，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和制定挽救革命危机的方针政策，五大便基本上按预定的日期开幕了。
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80多人，代表党员5.7万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以及职工国际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绰号‘大口’的罗亦农同志走到秋白面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的报告的不满”■
大会的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礼堂举行。大会开始后，宣布主席团名单：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次设主席团。大会设立了由陈独秀等13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由谭平山等10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由李立三等9人组成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分别以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为秘书。
为了避免加重武汉国民政府的“赤化”色彩，同时防止反动分子的袭扰，会议没有公开发布消息，而且第一天后，会议也不再在武昌举行，而改在汉口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到大会真正开始议程，中间还隔了几天。
党的五大代表杨之华回忆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大会在武昌小学礼堂开幕后，即迁到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开会。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主席台正中的墙上悬挂着马、恩、列、斯的相片，我党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民党党旗）。两边墙上是群众团体送的锦旗，还挂着‘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教，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大幅标语。场内排列着长长的条凳和条桌。参加会议的共100多人，其中代表有80多名。”
会议前期，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很详细，他一口气讲了5个多小时，而报告涉及的时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办法，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过去的错误辩解，并继续重复过去的一些错误，这成为陈独秀报告的基调。
陈独秀作完报告后，很多代表对这个报告不满，针对报告签名要求发言者达38人。随后几天，代表们围绕报告进行了几天的讨论。杨之华回忆说：“大会开幕后，陈独秀致简短的开幕词，接着由他作党的工作报告。他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得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会场里肃静万分，代表们都很注意地倾听着。会议休息的时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同志走到秋白面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的报告的不满。秋白抽着烟，沉思着。”
瞿秋白是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激烈反对者。大会第二天，他向大会散发了同年2月写成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的扉页上写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提出对党的疾病“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党的四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主任的彭述之，曾为无产阶级是“天然”领导阶级的鼓吹者。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需要去争取，实际上和陈独秀一样放弃了领导权。因此，他成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忠实执行者。瞿秋白在小册子中没有公开点陈独秀的名，却对彭述之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
党的五大召开前，毛泽东邀请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制订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提交大会，建议党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陈独秀的操纵下，大会拒绝讨论毛泽东的提案，还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此回忆：“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
时任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也对陈独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陈独秀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大会的第二个议题是罗易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等报告，说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罗易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实际就是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五大召开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尽管它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罗易的观点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谈，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革命进程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会上，罗易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的土地革命论建立在对革命力量的主观夸大基础上，认为共产党已有力量左右武汉政府，有力量制止汪精卫等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动摇，只要共产党坚持土地革命的主张，就能挟持武汉政府推行土地革命。
实际上，当时共产党不但没有左右武汉政府的力量，而且武汉政府的领袖除邓演达外，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都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他们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去发动千百万农民而幻想挟持武汉政府进行土地革命，如同痴人说梦。
周恩来
■中共五大没有拿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经过10余天的争论，中共五大终于完成了它的议程，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决议，否决了陈独秀的右倾主张，批评了他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并指出了其危害。党的五大明确提出了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所有这些主张，无疑都是正确的。
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对于如何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掌握政权、党权，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紧要问题，均未作出切实的回答。一些问题陷入了空谈，一些问题继续了过去的右倾错误。
党的五大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的阶段”，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它将蒋介石集团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已叛变，又将汪精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权视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五大虽然提出要开展土地革命，并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七项策略，但同时又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须首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也就是取得汪精卫等人的同意，又使这个问题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
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领导革命军队，但是，五大并没有对军事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因此，五大的缺陷在于：它虽然已经意识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却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具体办法。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机关。由于陈独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加之党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危害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大会仍然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等31人，中央候补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等14人。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和农民部的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专门的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为候补委员。
五大之后，革命形势日益恶化。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攻击武汉政府，随后率部向武汉进攻，被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夏斗寅叛变后，中共中央仍未意识到要以武力应对突发事变。
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长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史称“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很着急，主动同谭平山、陈公博赴湖南，一面查办许克祥，一面查办“过火”的农民运动。刚到岳州（今岳阳），就传来许克祥发来的一封将调查人员就地枪决的电报，一干人赶忙返回武汉。回去之后，鲍罗廷不是想办法制止事态的发展，而是对湖南农民运动大加指责。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和罗易各持己见，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也是各执一词，在争争吵吵中拿不出统一的意见，听任事态发展。不久，又发生了江西的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事件。此时，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人还是拿不出任何应对紧急事变的办法，只是把满心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
武汉北伐军经过苦战，终于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冯玉祥部得以占领郑州，两军会师开封。6月10日至12日，武汉政府头面人物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议，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武汉北伐军班师回武汉。
郑州会议时，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到郑州了解情况，冯部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捎来口信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张国焘见此，取消了见冯玉祥的计划，慌忙跑了回去。
刘伯坚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冯玉祥这时也开始右转，只过了几天，便到徐州与蒋介石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然后致电武汉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回国，并将所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押送出境。鲍罗廷和陈独秀对冯玉祥的指望落了空。
陈独秀等人眼看汪精卫将与共产党决裂，不去作应对准备，却千方百计地去讨好汪精卫集团。他们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下令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棒也缴了，以为这样可以消除汪精卫、唐生智分裂的口实，结果助长了其反革命气焰。
7月15日，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两湖地区大肆搜查、屠杀共产党人。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