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9月，是一个孕育希望的月份。9月的一份报刊、一场起义、一封来信、一次会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的成长和壮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鲜活印记。
一份周报点亮路灯
1922年9月13日，我们党最早的机关报《向导》周报正式创刊，总发行处设在上海老西门肇浜路（今复兴东路）兰发里3号。
《向导》创刊号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要的是“统一与和平”，号召国人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
《向导》一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时，普通人还不是很了解，胡适甚至将其讥讽为“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这些口号逐渐深入人心，还成为国民党部分左派与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流行语。
除了陈独秀之外，担任《向导》编辑和撰稿人的有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高君宇、周恩来、赵世炎、罗章龙、毛泽东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也都为《向导》撰写过文章，他们分别使用了“孙铎”“魏琴”等笔名。
不同于当时风行的文人办报、书生议政，《向导》的编辑和撰稿人队伍是一个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坚强战斗集体。
作为《向导》的第一任主编，蔡和森不仅负责组织稿件，还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尽管身体瘦弱又患有哮喘，却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短短几年内，他以“和森”署名发表的文章达130余篇。同时，还有很多是用“本报同仁”“记者”等名义发表的，字数多达五六十万。
1922年9月20日，在《向导》第2期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蔡和森将那些空发议论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称作“纸老虎”。这是党内理论家第一次提出“纸老虎”的概念。
《向导》文风朴实但文笔犀利，言之有物且有的放矢，就问题而谈主义，以其鲜明的革命思想光芒指引政治行动方向，在当时各阶层读者尤其是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时进行过一个民意测验，《向导》获得220票“爱读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被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一场起义举起红旗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
秋收起义前，由于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秘密会议（八七会议）。
从会议记录来看，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最多的也是毛泽东。在讲到军事问题时，毛泽东敏锐地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改组省委并组织秋收起义。9月初，他来到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安源。这里对毛泽东来说并不陌生。5年前的9月，他在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一起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然而，时过境迁。5年后的这个秋天，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达到了顶点。毛泽东在奔走于安源、浏阳，动员矿工组建起义军的途中，被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武装抓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
多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饶有兴味地讲述了这段经历：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
秋收起义爆发后，工农革命军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是将修水、铜鼓、安源的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设计制作了军旗。这面军旗的旗底为象征革命的红色，旗中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五角星，五角星正中央为镰刀和斧头图案。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第一面军旗，意义非凡。正如毛泽东所言：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整装待发。毛泽东对大家说：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坚持干，就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
他进一步表示，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到乡下站稳脚跟。
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话，瞬间吹散了笼罩在战士们心头的迷雾，大家“心里亮了，有了奔头了”。
一封来信肯定路线
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1929年8月下旬，陈毅乘坐轮船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期待帮助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
由于红四军的经验极为重要，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在了解情况后，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请回来，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之后，委托陈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则精神和他们三人讨论的内容，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陈毅的稿子，周恩来看后一个字未改，就经党中央同意后发出去了。这便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详细分析军阀混战的形势，指出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九月来信”是我们党早期的一份重要文件，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确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正是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随后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一次会议昭示信心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事。
新政协的召开，实际上要追溯到前一年。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对于“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热烈。民盟创始人沈钧儒说：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五一口号”发布后，筹备召开新政协、邀请组织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及早进入解放区，便成为我们党的一件重要工作。尽管参会之路并不容易，但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还是豪情满怀。柳亚子提笔赋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叶圣陶在日记中用“涓泉归海”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称此番盛世“生平罕见”。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筹备会决定设立6个小组，分别承担相应的具体任务。
参加第四小组工作的雷洁琼回忆，当时的讨论是非常认真的，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如国家名称问题，许多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但张奚若说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两字。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与会代表不仅有中共领导人，还有民主党派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寅初，爱国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文化名人梅兰芳、程砚秋，原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程潜，等等。
在完成一系列议程之后，朱德致闭幕词，强调“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