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制定了正确处理党派关系的成功策略，对今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批评中团结
一方面，党派之间坚持以团结为前提和目的。毛泽东强调，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对一切有意愿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如果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党内的批评就可能造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派关系上就会犯“关门主义”错误。前者如王明“左”倾路线及其肃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后者如福建事变、两广事变曾让党的革命活动错失机遇。与此同时，西安事变前后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就形成了革命事业的利好局面。另一方面，批评是团结的手段。革命年代，党派之间的批评往往需要诉诸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斗争是批评的重要形式，毛泽东用“赶驴上山”形象比喻对待国民党蒋介石不积极抗日的行为，要前拉后推，不时地用鞭子抽两下。很多人经受不了革命的残酷性，出现革命意志倒退的倾向，就要批评，不只是诉诸言论上，更要在行动上采取强硬态度，使其不致分裂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
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一策略，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在1957年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时认为，针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党内，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理，将这个策略和方法运用到处理党派之间关系上，也产生了良好效果，不仅没有使彼此的相互批评和互相监督引发新的矛盾，反而使同志之间关系更加和顺，党际之间各项工作更加顺利开展，目标和方向更加同心同行，革命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
警示中帮助
对其他党派进行善意的督促、提醒和引导，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对其错误甚至危险的行为给予警示，促其纠正，这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错综复杂环境下必须采取的政治策略。抗战时期，针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汪伪政府叛国投敌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军队的封锁限制等众多倒退行为，毛泽东向报界媒体发表谈话指出：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不仅揭露了国民党中少数顽固分子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而且警示并教育了那些不明真相的其他中间党派及各界人士，帮助他们分清是非，认清时局，制止投降倾向。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与投降危险，毛泽东作讲演、作指示，昭告天下、警示世人，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投降分裂危险，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民主党派中的自由主义分子期望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毛泽东继续与此作斗争，澄清思想迷雾，提醒、警示他们不要心存幻想，必须“丢掉幻想”，帮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坚定地站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来。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一定要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千万不能松懈了自己的战斗意志。通过这种既警示又帮助的策略，使更多的人包括许多进步党派和民主人士走上了前途光明的正确道路，与共产党并肩一致，为新中国的建立献智献策。
互利中协商
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先进政党，善于同其他党派合作协商，做到虚怀若谷，是实现革命胜利的成功之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国民党、其他民主党派各代表所属阶级阶层的利益，同时也有各自不同的愿望与诉求。为了各自的阶级阶层利益，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互利合作中才能相处和发展。毛泽东指出：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为了维持稳定的关系，也为了相互的利益不受损害，更为了民族抗战与革命前途的发展大局，共产党坚持“互利”与“协商”的政治策略就成为维系党际健康关系的好形式。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为了避免国共之间内战再起，毛泽东冒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成为政党之间处理国家大事的经典范例，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无畏勇气与和平建国的诚意，展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协商国家大事的政治智慧。共产党的民主作风，遇事和党外人士诚恳商量的合作态度，为政党之间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广泛沟通协商，开辟了广阔道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种基于不同政治主体的互利协商策略，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推进作用。
原则中宽容
由于不同的政党或者党派分属不同的政治主体，决定了各自不一样的组织结构、价值取向和纪律要求，承认和宽容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彼此相处的前提，同时又能够通过真诚合作而相互提携，共同进步；又因为政党是独立的政治主体，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使命目标，因而具有相应的原则边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管他们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显然是在共同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政治宽容。为了使得其他党派放心地与共产党合作共事，毛泽东同时指出：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这又是工作方式上的宽容。当然，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了宽容的策略艺术：即对于国民党的错误，一方面要尖锐地批评，另一方面还是要留有余地。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通过进一步的谈判、合作，使他们改正错误。
政党之间的宽容是讲原则的。同国民党的抗日合作谈判，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面前绝不让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显示了共产党坚持原则的钢铁意志。这个原则首先表现为双方对“纲领”的遵守，“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其次，政党之间要信守诺言，充满诚意，在互助互让中“彼此不挖墙角”。最后，还要保持政党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成功进行，在于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坚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原则，从而起到了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坚持原则下的宽容策略，体现了毛泽东党派关系策略思想中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