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开天辟地大事件(下)

作者:宣传部 发布时间:2023-03-12 点击数量:3706

中共一大会址

■代表们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一大的会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为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所有。

7月23日晚8时,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等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会场。会场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旁放着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在四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陈独秀未能到会,临时改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大会开始后,先由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情况,介绍这次会议的意义,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张国焘讲完话后,由共产国际代表致辞,李汉俊和刘仁静翻译。马林讲话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中国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马林说的确实是实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58名党员中,只有武汉党组织有两名失业工人,出席一大的代表也全都是知识分子)。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尼科尔斯基也讲了话。尽管尼科尔斯基讲话很短,但由于马林讲话时间长,此时时间已不早了,当天的会议便告结束。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各小组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等。

7月25日和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于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的分歧,会前没有起草好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马林于是建议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组成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这些文件。

7月27、28、29三日,大会继续召开,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与会代表对党纲和决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确定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名,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神经中枢。党的纲领是:

(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四)联合第三国际。

对于以上内容,会议在讨论时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但是,大会在讨论党员是否可以到现政府做官和做国会议员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党变成黄色的党;另一方坚持主张,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参加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党员一般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不应当议员、部长、省长,但是“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另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联合其他政党反对共同的敌人,另一种意见则与之相反。由于党刚刚成立,不懂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会议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年轻的共产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有着极端重要性。

大会决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精神,派党员去工会工作。

南湖红船

■意外发生,大会改在嘉兴南湖继续举行■

7月30日晚,大会继续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只有周佛海在这天下午肚子忽然大痛大泻,不能出门,未能参加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会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然后再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晚饭后,代表们陆续来到会场。晚8点多,代表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对于这紧张的一幕,几位与会者都有具体的回忆。

陈潭秋在1936年回忆说:“最后的批准党章改至大会的第四日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褂的可疑人物。追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姓王的一个人,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组织。但大家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隐藏起来了。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包惠僧回忆:“第四天的会是当天下午八时起,马林、李克诺斯基(尼科尔斯基)及十三个代表都出席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头,突然有一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了我们的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

虽然回忆者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会议被中断是不争的事实。据党史工作者的考证,这个闯入会场的“陌生人”叫程子卿,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

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会议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不远,有火车直达,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旅程,且嘉兴的南湖风景优美。当李达、张国焘等人商量另找会址时,王会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于是,代表们决定大会在嘉兴继续举行。

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们便分两批出发,到嘉兴已是上午8点多钟。对于嘉兴开会的时间,由于时间久远,有关当事人回忆的时间又有差异,所以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说法,有7月31日、8月1日、8月3日、8月5日之说。但大会最后一天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去嘉兴,上海代表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也没有去,所以南湖上的会议只有11人参加。

代表们到嘉兴后,原本打算租一艘大船,但旅馆账房说,要雇大船须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只有中号船了。于是,王会悟便雇了一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总共8元。

到了南湖,王会悟陪部分代表先到烟雨楼看了看,主要目的是观察哪里停船比较合适。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是11点多钟了。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开会时,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下午三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代表们在船上讨论了些什么呢?包惠僧回忆:中饭之前,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会议对宣言没有作结论,确定将之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央局处理。

到了傍晚,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由三人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在党的创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被代表们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暂代。同时推选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指路明灯,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中国革命的面貌也由此焕然一新。